港漂:一代年轻人的快乐和不安

2020-12-03 01:46:47

香港街头/巴斯摄。

早在2008年的春节，我选择了去香港旅行五天。我还记得那五天给我的感觉不错，去了维多利亚港去了浅水湾去了南丫岛还去了半山俯瞰夜景，完全领略了香港的国际大都市的气质。九年后的1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回到了香港，拥挤、嘈杂、混乱是这次香港给我的全部印象，当年那个号称“东方之珠”的万千风华的都市去哪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还是吸引着大量的内地年轻人来到这里工作、学习。他们就是内地人嘴里的“港漂”。他们在香港的生活如何？能看到比我一个匆匆过客看到更广的东西吗？香港又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他们漂在那里？我找来了三个“港漂”女孩，听她们说说这里的生活。

巴斯，四川人，从事金融业工作，港漂时间：3年

巴斯，当年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23岁。当她在深圳过关的时候，对香港的第一印象竟然是“这里可真脏啊”：八月的南方，太阳把地面烤的焦灼，巴士站台的栏杆东拉西扯贴满巴掌大的黄色贴纸，风吹雨淋，看不清写了什么。靠近道路的那一排又挂上大幅大幅的油布海报，大多是区议员的大头照配上宣传口号，粗糙的材质和毫无美感的配色总让她想起小时候在乡下遇到的招揽生意的马戏团。

因为当年一位好友的蛊惑，和她描述了香港如何如何迷人，她便来香港读书，结果到了香港之后和好友因为一些小事闹翻，不再联系。“感觉我好像被骗到了这里。”

巴斯选择的是来这里读硕士学位，近乎一大半的“港漂”都选择了这种速成的一年制硕士班，因为这类学位往往对学生要求不是很高，来读书的都是内地的一二类大学本科毕业，成绩在班级属于中上水平的学生。

一年硕士毕业后，巴斯像很多“港漂”一样选择了留在香港工作，首先面对的就是租房问题。香港和大陆不同，在香港大家还是愿意通过中介找房、签合同，因为一旦和房东出现纠纷，凭着和中介的一纸合同及印花税，中介就有义务负责“搞定”这些麻烦。但是在香港高物价的压力下，又加上刚毕业时只有一万两千块港币的薪资水平，让巴斯在租房上不得不非常谨慎。

她的只有五千块港币的预算，多数“港漂”居住的红磡或者港岛西部就不用想了，这个预算在那里也就能租下个三、四坪（1坪相当于3.3平方米）的小房间。于是她选择了康城，位于九龙岛的最东边，香港地铁能抵达的最末端。因为地理位置相对遥远，因此就有了面积上的优势，整套房子大概110平方米，巴斯的房间就达到20平方米。要知道香港人是用小房、中房和大房来定义居住的房间的，相对应的面积也仅为4坪、6坪和8坪。所以巴斯的住房面积已经达到了“中房”的程度。

整套房子两万港币，她和室友们又选择了一位“厅长”来分摊房租——“厅长”是个有点戏谑的称呼，就是把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客厅再租出去给一个人一起分担房费。

香港众所周知的潮湿气候，再加上巴斯的房子没有阳台，他们几个人买了个晾衣服的铁丝架，把所有洗过的衣服都堆在飘窗那里企图晾干，那一年谁也没穿上过干衣服。

经济富裕些后，巴斯现在的新房间，她说这间房在香港不具有“典型代表性”。

安定下来后，巴斯两年的时间是这么度过的：

平日7点准时起床

7：15出门坐地铁，路过便利店买一个面包

8：00坐在办公室椅子上边啃面包边准备开始工作

12点是午饭时间

下午1点开始继续投入工作，

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晚上6:30可以准时下班。

周末的话，有时候会复习准备会计考试，或者去深圳看场演出，再买些日常用品带过关来。

巴斯的生活和任何一个上班族无异。但是她说：“租房、上班都不是让人最头疼的，最头疼的是不可避免的中港矛盾——在和同事的工作配合上，和便利店工作人员的日常交流上，内地身份和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外乡口音，反映在香港人的眼神中，带给她的还是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在巴斯来港之前，她看了不少港剧，粤语“无师自通”的已经可以完全听懂。来到香港后因为有语言环境，所以粤语现在已经说的很熟练了。但是再熟练，本土人也还是可以听出她的口音。很多从没去过内的香港同事对大陆还停留在“穷、土”的印象中，再加上媒体层出不穷的报道来港大陆游客素质低下的新闻，更加剧了大陆人和香港人之间的隔阂。

三年过去了，巴斯还是没有交到本地朋友。她其实也没有特意要融入香港社会，“早晚有一天我会离开香港的，香港只是一个逐利的地方，不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提到梦想，巴斯突然觉得自己“老”了，“没有什么野心，“我想回成都卖蛋烘糕，每天挣个三、五十的，够吃饭就可以了。”

站在湾仔的码头眺望维多利亚港，巴斯说她在这里的得到了离家的自由和学会了如何和自己相处，但是孤独感经常会在夜晚向她袭来。

留下或者离开，永远是个问题。于是每年的八、九月份就成了离港高峰。其实很多“港漂”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性也非常强：有的是作为去国外的跳板，有的是来这里“镀金”后拿着漂亮简历回内地找一份高薪工作，还有的是为拿香港身份，享受不错的福利和待遇。

“也许当我有一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会暗暗松一口气，但可能还是会怀念这里井井有条的秩序，24小时的便利和人与人之间恰到好处的隔阂。”巴斯说。

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成长，只不过香港加速了它。

Joyce，江西人，从事传媒工作，港漂时间：三年半

Joyce和巴斯也是因为上学而留在了香港做了一名“港漂”。本科英语专业的她在大学期间接触到了林语堂的中国，和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一些非虚构类作品，动了学习新闻的念头，另外又想去离内地不太远的地方，以他者的角度来观察内地的意识形态，于是便选择了去港大读新闻专业，一年后拿到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她很想学以致用，于是选择了在香港的一家日报做中国时政类报道，偶尔也会写一些关于内地和香港的非虚构类报道。

来港三年半的时间，对社会的理性认知和主要的工作技能也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Joyce很享受当下的状态，在香港的这段时间她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状态，每天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中大量吸收新知识的感觉非常好，而且她也很喜欢香港的高度便利，比如交通很发达，地铁一直会运行到晚上一点，没有“咸猪手”的骚扰，城市的整体绿化也很发达，往往出门走十分钟就可以上山感受自然。

但是租住的房子小、房租贵，新闻行业工资不够高也成为了她诟病香港的主要原因。又加上香港整个城市比较焦虑，经济发展也不够理想，Joyce慢慢感觉出离她想做的新闻距离还是有些远，这些都促使她考虑一、两年后回到内地发展。

Joyce和朋友们一起在香港远足。

但是一年半年前在酒吧认识的外籍男友，现在不得不纳入她的未来计划中。男友是尼泊尔人，在香港做土木工程师，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七年。Joyce一直在考虑到北京工作，但是新闻报道中的污染、雾霾成了她男友很担心的问题，再加上两个人谁都没有去过北京工作的经验，“换了一个城市意味着又要重新开始”多少让他对北上内地有些担心。

Joyce在筲箕湾的小房间。

但是也有好消息，比如Joyce租住在筲箕湾，只有五坪一个月却高达6500港币的房租，同样的价格够在北京市中心租下一室一厅带基本家电的小公寓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搬到北京，我们可以从三面下床呢。”Joyce兴奋的说道。相比香港宽敞的多的租住空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又加上听北京朋友介绍，鼓楼、三里屯的夜生活相当丰富，可以看到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不同风格的Live show也是一个很吸引Joyce男友的因素。香港文艺市场的沙漠化和北京各类丰富的Live house，及安定门附近地下排练室每小时只需要10块的亲民价格，都在吸引着摇滚乐迷男友。

除去需要考虑的收入因素，Joyce和男友也想要生活在一座更好玩的城市里。

千寻，北京人，大学助教，港漂时间：四年半

千寻高中的时候去德国做了一年交换生，准备高考的时候她不想考内地大学，于是选择了以前曾经去的香港成大读艺术，“第一次来旅游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香港。”秩序、整洁、便利是香港留给她的第一印象。

和巴斯，Joyce这些上班族不同，她去年毕业后选择了留校做一名研究生助理，正在跟随导师完成项目设计。正因为仍旧是这类“半工半读”的生活，使得她的“港漂”压力小了许多：每天上班时间比较机动，导师给了许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北角的6坪5800元的房租还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

早在千寻刚来香港上学，她就主动去做了一年义工，陪残障小朋友过周末，她和他们说话、交流，努力听懂他们想表达的意思，也努力用磕巴的粤语让他们明白她的意思。就这样，她的粤语有了很大的提高，身边的香港人看她这么努力学习自己的语言，也愿意和她聊天，虽然谈不上有什么本土朋友，但给千寻的感受是，会说粤语或不会粤语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四年半过去了，她已经可以用粤语熟练的交流了，同时她也看到了另一个香港，感受到了香港人的积极：当年《红日》里面唱的香港永不放弃的奋斗精神一直都在；整个社会体系运行良好，在工作招聘上面注重能力而不是靠社会关系；贫富差距也没有内地那么大。

千寻很喜欢自己身处的香港艺术圈，周末也会花一些时间去搜寻一些值得看的展览，“香港没有像北京798那样很集中的工业艺术园区，由于租金太高，除了牛棚艺术区有一些展览外，其他全部都分散在不同地点的工业大厦里面，这样就会呈现出很多不同的艺术风格，很有趣。”千寻也很喜欢香港的艺术氛围：“大陆的艺术圈太浮躁，总是在圈钱。但在香港因为有政府和一些基金会的资助，所以一些有才华的艺术家的项目申请成功后，就可以拿到补助，减缓经济压力。”

对未来她已经做好了规划：明年去德国继续读书，也许转做学术也不一定。

在北角码头说完这番话，她成熟的不像只有2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