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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来源非作者本人）
是由上帝默示、藉由他的仆人们在圣灵的启示下写成的，是基督徒的信仰和行为准则。旧约用古典希伯来文写成（也包含一小部分亚兰文），用古典希腊文写成。在传扬福音时，需要由原文翻译为各种不同的语言译本；在众多的译本中，就有中文译本。有了中文译本，即使我们不懂古典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也可以方便地阅读上帝的话语，认识造物的主宰。
中文译本经历了怎样的翻译历程？它是怎样来的？
一、历史上的入华与早期中文译本
虽然源于西方，但上帝并没有忘记远在东方的中国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次差遣他的仆人们将救世的福音传入华夏。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东方，传扬福音、翻译、建立，将救世的福音和上帝的慈爱播撒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
最早传入华夏，有确切的记载是在唐代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当时源于波斯的景教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Alopenzz）等人带着经书来到长安，唐政府以国宾之礼迎接。他们被允许在皇帝的书房译经。皇帝听他们讲论后觉得好，就准许他们建教堂、传福音。一时之间，景教非常兴旺。当时的景教士已经将一些书卷翻译成中文。但除了一些传福音的文字、诗歌等流传下来以外，当时的中文译本没有流传下来。
二百多年后，皇帝开展了除灭佛教的运动。这场运动同时也波及到了景教。经过唐代末年的动乱和战争后，景教在中原地区渐渐湮没无闻。虽然唐代的中文译本已经失传，但景教传教士们为后来的中译开创了先河。
元代曾出现过的蒙古文译本。明清时代，，有人翻译过的《福音书》，但没有完整地翻译过全书。直到清代， Bassett，又译为“白日升”）将拉丁文的《福音书》到《希伯来书》译为中文《巴设译本》。这是第一个流传下来的中文译本。但这个译本并没有正式出版，以手抄本的形式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
二、清代后期新教入华与译经事工
到了清代，在西方已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的译本，但还没有人尝试翻译中文译本。西方的基督徒很清楚东方有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大清帝国，这个国家封闭、落后，这个世界大国非常需要听到基督救世的福音。然而，当时摆在西方宣教机构和基督徒面前最大的困难是“是否可以翻译成中文译本”。
翻译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最早的书卷写于将近五千年前，最后一卷书写于将近二千年前，要将其中很多词语译为现代人可以理解的语言，本已困难重重；而对于西方人来说，中文是非常难学的一种语言文字。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把翻译成中文译本是非常困难的事，甚至有人认为中文在本质上是难以翻译的。英国公理会牧师莫斯理在1798年曾写公开信呼吁成立一个组织，“把翻译成那个人口最多的东方民族之语言”。但很多人认为完成这项翻译没有可能，甚至连“大英圣书公会”也承认对此事无能为力。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被派往大清帝国传福音，同时担负起了“将翻译成中文译本”的重任。
1807年，25岁的马礼逊来到广州，准备向大清帝国的百姓传福音。他是近代西方派到大清帝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他的首要任务是学习中文、翻译中文译本。
当马礼逊肩负着把福音传给大清帝国的百姓、把译为中文的使命来到大清帝国时，大清帝国不但闭关锁国，还实施着从康熙时期开始的严厉的禁教措施。马礼逊无法进入内地，只能呆在广州或澳门。但马礼逊并不畏惧环境的艰险；他一边刻苦地学习中文，一边开始翻译。他在来广州之前，曾抄录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巴设译本》的《四福音书》，这是他翻译中文译本时的一份重要参考资料。
中文是马礼逊最大的障碍。但在困难面前，他始终以福音为念，想要尽快掌握中文以便把中文译本翻译出来，将福音传给三亿大清的百姓。在此信念激励下，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中文和粤语、国语发音。当时清政府不允许中国人教洋人学中国话，所以，马礼逊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学，教中文的老师冒着生命危险在教。
马礼逊的努力得到了伦敦会的称许，认为他编撰的《中文文法》和《汉英字典》一旦出版，将会帮助以后派往大清帝国的传教士更方便地学习中文。当马礼逊将已翻译出来的《路加福音》中文译本印刷成单行本寄回英国后，英国的基督徒们看到了东方的方块字，引起了他们的极大的兴致。他们期望能全部译成中文后，可以在占人类人口最多的人群中流传；伦敦会甚至很乐观地认为，一旦翻译完成、印刷发行，千百万大清的百姓就能阅读并皈依。
但是，清朝皇帝下了禁教谕旨，规定凡是印发中文书籍的，都要被处死。但马礼逊并不惧怕这道谕旨，也不丧志，凭着对上帝的倚靠和坚定的信念，更加勤奋地翻译。
1813年，全书翻译完成。
马礼逊一直期望能有一位助手来协助他的翻译工作，伦敦会为此一直在物色合适的人选。1812年，伦敦会在信中告诉马礼逊，他们物色到了一个人，威廉·米怜（Willianm Milne）牧师，到广州协助马礼逊翻译。
米怜到广州后，马礼逊与米怜合作继续翻译。1819年，他们翻译完旧约全书，并将新旧约全书的书名定为《神天圣书》，于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再运回大清帝国秘密发行。
《神天圣书》是第一本完整的新教中文译本，也是第一部流传到欧洲的中文译本。后来，传教士们将《神天圣书》修订成《四人小组译本》。
几乎在马礼逊翻译的同时，英国浸信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亚美尼亚人拉撒尔（Joannes Lassar）在印度的塞兰坡翻译中文译本，于1822年在塞兰坡出版，称为《马士曼-拉撒尔译本》（或简称为《马士曼译本》）。后来，传教士们把《马士曼译本》修订成《高德译本》。
清代来华的传教士们最初将福音目标定为熟知中国经典的读书人，所以初期的中文译本都是文言文译本。如：马礼逊译本《神天圣书》的《约翰福音》3:16
盖神爱世，致赐己独子，使凡信之者，不致沉忘，乃得永常生也。
《委办译本》的《诗篇》23:1-2
，吾是以无匮乏兮，使我伏芳草之苑，引我至静水之溪。
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传教。英国的安立甘会、圣公会、美国圣公会、长老会、浸礼会、监理会等不同宗派的传教士来到上海建立各自的宣教机构。
当福音在内地广传以后，传教士们渐渐意识到多数中国人受教育程度太低，他们难以理解用文言文翻译的中文。于是，传教士们改变了最初用文言文翻译的策略，开始按百姓能理解的文字用浅文言文（文白夹杂）和白话文（口语）翻译。
为了传福音的需要，他们从修订马礼逊的译本开始，相继开展大规模的译经活动，新的译本不断涌现，如：《郭实腊译本》、《代表译本》（又称为《委办译本》）、《裨治文译本》、《杨格非译本》、《包约翰-白汉理译本》、《北京官话译本》、《南京官话译本》等。一时之间，的中文译本百花齐放，形成了四个类别：文言文译本（传教士称之为“文理译本”）；浅文言文译本（传教士称之为“浅文理译本”）；官话译本（后来称为“国语译本”）；各地方言译本。另外有一类是少数民族语言译本。
多种译本对福音的传播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不同的宗派和宣教机构各自翻译自己的中文译本，当福音广传之后，不同地区的信徒由于使用不同的译本，经文没有固定的译法，就会出现交流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日益突显出来，人们对统一中文译本的呼声越来越高。
三、《国语和合译本》
1. 和合三译本
上帝的话语是信徒和的信仰准则和灵粮，统一的译本和准确的翻译，才能更有利于福音的传播。而中文译本版本的众多和风格的多样，并不利于在各地的有效流传，反而让人觉得文本混乱。
到19世纪末，在很多西方宣教机构和传教士们的努力下，清代的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到1890年，国内的新教信徒大约有3.7万人之多，传教士也有1200多人。在这种条件下，翻译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译本已经成为急需的任务。
19世纪末，官话虽然已经为大多数人所使用，但还没有当做文学语言用于正式的书面（“官话”是指满清官员使用的语言，以北京话为基础，后来称为“国语”或“普通话”）。所以，传教士们对于用官话翻译是否能成为通行的译本还没有确切的把握；保险的办法是参照同一个底本，同时翻译出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种语体的版本。
1890年5月，在华的传教士们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筹划翻译一本各宗派通用的中文译本，以消除当时版本众多造成的不便。
这次大会确立了“唯一，译本则三”的翻译原则，同时推出三个和合译本：《文理和合译本》、《浅文理和合译本》、《官话和合译本》。（“和合”是指当时新教各个宣教机构在翻译时对一些名词采用统一的译法、对人名与地名的标准音译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叫“和合”。）
随着翻译的进行和时代的发展，文言文逐渐衰落。在这种情况下，1907年第三次传教士大会决定将全书已译完的《文理和合译本》与《浅文理和合译本》合并，只翻译一部《文理和合译本》。《文理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于1919年6月出版。
2.《官话（国语）和合译本》
《官话和合译本》由《英文修订标准版》（English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作为底本进行翻译，并参考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
翻译委员会的主席是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狄考文逝世后，由美国公理会的富善（Chauncey Goodrich）接任主席一职。
翻译委员会最初由七位西方传教士带着他们的华人助手组成。在漫长的翻译过程中，《官话和合译本》先后共有14人参与过翻译工作。
1906年，《官话和合译本》全书翻译完成；1918年翻译完旧约全书。新旧约全书于1919年2月正式出版。整个翻译历时28年。全书翻译完成时，原来的翻译委员中，只剩下五位；当1919年全书出版时，除了富善外原来的翻译委员都已经逝世。
翻译一般都是先从开始翻译。《官话和合译本》翻译时，翻译完一卷书就印刷一卷单行本，一边征求内的意见，一边修订。当全书翻译完成后，再翻译旧约。
这个翻译组的人并不都是全职翻译者，他们一边教学或传福音，一边在业余时间翻译初稿，之后由华人助手对译稿进行修饰、润色，再印刷出小样（试读本）征求修改意见，再不断修订，最后定稿。
《官话和合译本》出版时，正赶上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逐渐普及，文言文被废弃。《文理和合译本》在1934年印刷最后一版后就没有再印刷过。随着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言，《官话和合译本》流传开来，成为全国通用的中文译本，甚至成为世界上华人通用的译本。
这个译本后来改称为《国语和合译本》，或简称《和合译本》、《和合本》，一直流传到现在——就是现在我们人人手上都有的这本中文译本。
《国语和合译本》的用语口语化，使平民百姓都能明白，文笔风格清楚简单。由于翻译者们对待翻译工作的严谨，以及华人助手们的殷勤修饰，完成的译文是真正的中文而不是洋化的翻译体。考虑到这个译本要在全国通用，翻译时使用了可以通行的语言，而不是地方性的方言。全书的译文贴近原文，翻译准确，文字优美，具有很高的文学性。
这个译本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各地和信徒们的欢迎——他们终于等来了一个统一的译本，上帝的话语在使用中文的人群中终于有了标准、统一的译文。
这个译本不论是在教内还是在教外，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甚至在1920年代推行“文学大众化”期间，《国语和合译本》的《四福音书》曾在很多学校中被当作标准的国语范本。
在《国语和合译本》以后，仍有中文译本问世。然而，时至今日，《国语和合译本》仍是全国通行的中文译本。
四、结语
上帝差遣他的仆人们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在艰苦的条件下将翻译为中文译本，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机会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文字来阅读上帝的话语，得着基督。如今，每个基督徒手里都有一本《国语和合译本》，我们天天可以读上帝的话语，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回顾中文译本的翻译历程才发现，这个译本竟然蕴含着很多人的辛苦、承载着上帝对我们无限的慈爱和深切的眷顾。
的翻译在福音的传播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工，而中文本身复杂的语言文字和表达方式，使得翻译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那时没有什么计算机、网络和电话，翻译工作都要靠手工查找资料、手写和口头沟通，其中所付出的艰辛难以想象。
除了翻译工作的艰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翻译人员的生命甚至经常会受到威胁。但他们不畏艰险，为了译本的尽快完成而更加尽心竭力。
是什么驱使这些传教士离开舒适的家园和亲人、不远万里来到当时既贫穷、又落后还时常抵制洋人、“洋教”的的大清帝国，将自己的一生甚至生命奉献给福音事工和中文的翻译？
不是别的，是上帝的爱。
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大爱感动着每一个信徒，使他们愿意舍去一切，将福音传遍世界各地。因上帝无限的慈爱和深切的眷顾，传教士们来到大清帝国，将这份爱和拯救的信息传递给了中华儿女；因当年传教士和中国助手们的努力，才有了中文译本，我们才能随时随地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文字阅读上帝的话语，与主亲近。为此，我们应当深深地向上帝献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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