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熙（1979）把与“给”相关的给予义句式分为以下四种：
S1：N1+V+给+N2+N3 我送给他一本书。
S2：N1+V+N3+给+N2 我送一本书给他。
S3：N1+给+N2+V+N3 我给他打件毛衣。
S4：N1+V+N2+N3 我送他一本书。
S1和S4为双宾句，S2和S3是非双宾句。朱德熙（1979）认为，S2可容纳的动词包括给予义动词Va、取得类动词Vb和制作义动词Vc；S3在表达给予义时，只能容纳Vb和Vc两类动词，一般不能为Va。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当动词为Va、Vb、Vc时，S3均可表给予义。
本文主要考察给予句S2和S3在汉语官话和相关方言中的分布情况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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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以来官话文献中给予句S2、S3的分布
具有鲜明南方地域特征的琉球官话课本《白姓官话》（1750）、琉本《人中画》（1750s）以及《学官话》（1797）（以下简称《白》《琉》《学》）不用S3，只用S2。如：
老爷还问，他死了，穿的衣裳有没有？好做些衣服给他。（《白》）
他不當打紧，娶一个瞎眼的小姐给他。(《琉》)
那好的人，玉帝就赐他福祥，那不好的人，玉帝就降下灾祸给他，却不是更要紧的？（《学》）
年代稍后的《孽海花》（1905）、《文明小史》（1903-1906）、《鲁迅小说集》（19世纪10年代~30年代）也只用S2，不用S3。这三种文献的作者均为南方人，和琉球官话课本一样，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南方地域特征，我们称之为“南部官话文献”。
北京官话文献则有不同选择。《红楼梦》（前80回，1750s；后40回，1790s）（以下简称《红》）同时出现S2、S3。前80回中S2占主要优势，S3数量少；后40回中S2仍占优势，但S3的比例逐渐增大。S2用例如：
我有一件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歹舅舅每样赊四两给我，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红》第24回，322页）
咱们商量了写封书给琏二叔，便卸了我们的干系了。（《红》第117回，1603页）
S3的用例如：
这是二十两银子，暂且给这孩子做件冬衣罢。（《红》第6回，105页）
我们姑娘叫给姑娘送了一瓶儿蜜饯荔枝来。（《红》第82回，1181页）
《红》中的新兴句式S3在《儿女英雄传》（1840s）（以下简称《儿》）中大量出现并占据优势地位，S2迅速萎缩。之后的北京官话文献《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1840s-1890s），《官话指南》（1881），《小额》（1890s），《燕京妇语》（1906），《评书聊斋志异》（1954）（分别简称《官》《小》《燕》《评》），S3延续了其优势地位，S2萎缩至消失。
表1 北京官话文献中S2和S3的使用情况
清末西方传教士编写的西南官话文献《华西官话汉法词典》（1893）、《西蜀方言》（1900）和《华西初级汉语初阶》（1917）（以下简称《汉法》《西蜀》《华西》）同时使用S2和S3。
表2 西南官话文献中S2、S3的使用情况
南部官话文献只用S2，不用S3；北京官话文献自清晚期起主要使用S3，逐渐弃用S2；西南官话文献则同时使用S2和S3。同是官话文献，为何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我们认为这与这些官话文献相关的方言语法特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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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方言中S2、S3的分布情况
粤语、客家话、闽语、吴语等典型的南方方言（以下简称“南部方言”）多用S2，不用S3；北京话及西北方言（以下简称“北部方言”）主要使用S3，有些甚至只使用S3；西南官话区诸方言（以下简称“西南方言”）则同时使用S2和S3。
南部方言的用例如：
你赔翻二十蚊畀我。（你赔我二十块钱。）（广州话）
佢借欸五块钱分
。（他借了五块钱给我。）（梅县客家话）
姨姨送蜀合花瓶乞我。（阿姨送了一对花瓶给我。）（福州话）
当今北京话以使用S3居多，西宁话等西北方言只用S3，比北京话更纯粹。如：
旅行社给大伙儿送了份纪念品。（北京话）
楼上老回回给我炸了一袋子油香。（楼上的老回民给我炸了一袋油香。）（银川话）
哥给她拿了个勺勺子。（哥哥给她拿了个勺子。）（新疆乌鲁木齐回族方言，简称“乌回话”）
西南方言同时使用S2和S3，不同方言点在使用频率上有所不同：四川泸州、资中等较常使用S3，贵阳更倾向使用S2；达州大竹、绵阳江油等则没有明显倾向。
这三类方言对S2和S3的选择，与南部官话、北京官话、西南官话三种官话文献的S2和S3分布情况相对应。我们认为，官话文献中S2和S3分布差异应当看作是方言类型差异在共同语层面的投射。
普通话实际使用中S2、S3分布情况及产生原因
S2、S3在当今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实际使用中也存在着相应的差异。2012年10月，我们在中山大学不同专业新生中调查普通话S2和S3的使用情况。在回收有效问卷中，120位南部方言背景的被访者中有97位选择“更倾向使用S2”（约为80.8%），35位北部方言背景的被访者中有30位选择“更倾向使用S3”（约占85.7%），53位西南方言背景的被访者中选择“更倾向使用S2”“更倾向使用S3”各有23位（均约为43.4%）。也就是说，使用者将各自母语方言的语法特征迁移至普通话中，使得其普通话也呈现出相对应的地域特征。
为何不同地域会对S2和S3存在不同选择？我们认为，这与“给”（及等值的给予动词）在不同方言中的语义范围有关。S2的“给”是弱化动词，带受物对象；S3的“给”是表服务义的与事介词，介引受益者，两者性质不同。南部方言的给予动词大多没有发展出受益义的介词用法，这是南部官话文献、南部方言不使用S3，以及受南部方言负迁移影响的普通话不接受S3的原因。北部方言和西南方言的给予动词发展出表示受益的与事介词用法，是给予句S3产生的基础。不同的是，西南官话文献及西南方言的“给/跟”和近代汉语的“与”主要功能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仅实现了词汇上的更替；北京官话文献和北部方言主要使用S3，不排除是与阿尔泰语接触的结果（北京官话文献及北部方言的“给”与蒙语等阿尔泰语的与位格呈现出平行的现象）。
从S2和S3选择差异的角度看，汉语官话和相关方言在语法层面至少存在三种类型：南部型、北部型和中部型。“南部型”，包括以琉球官话为代表的南部官话及相关南部方言（粤语、客家话、闽语、南部吴语）；“北部型”，以北京官话为代表的北部官话及其他阿尔泰化程度较深的方言（如西宁话、银川话、兰州话、河州话、乌回话等西北方言）；“中部型”至少包括西南官话及西南方言。
参考文献：
朱德熙 1979 《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方言》第2期。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7年第6期
李炜，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珍藏汉语文献与明清南方汉语研究》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语语法、汉语历史语法、汉语方言语法。在《中国语文》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石佩璇，1983年生，广东连平人。中山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兴趣为客家方言语法及近代汉语语法，尤其关注清末民初客话文献中的语法现象，并在《方言》《文化遗产》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电子邮箱为：
shi-peixuan@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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