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长恨歌》被改编成粤语版话剧，由香港著名导演高志森执导，香港话剧女王焦媛饰演王琦瑶。这部作品再次被搬上舞台，并由《金锁记》原班人马倾力打造，观众的期待程度可想而知。（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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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麦靖婷
编辑 / 谢晓
6月23日-24日，由香港著名导演高志森亲自执导，《金锁记》原班人马全新打造的粤语版话剧《长恨歌》将登上广州大剧院的舞台，并由香港话剧女王焦媛饰演女主“王琦瑶”一角。《长恨歌》原著是著名女性作家王安忆的作品，作品在2000年曾经获得文学界的最高殊荣“茅盾文学奖”。2003年初，由苏乐慈导演、赵耀民编剧的话剧《长恨歌》在上海首演便引起极大的关注。
15年过去，高志森导演再次把《长恨歌》搬上了舞台。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重排《长恨歌》呢？已经经典化的《长恨歌》还可以推陈出新吗？老上海女性王琦瑶还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吗？带着这些疑惑，南方周末对高志森导演和王琦瑶扮演者焦媛进行了采访。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光影与舞台的碰撞：具有电影感的话剧
高志森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香港身份对于改编一部上海题材话剧的争议性。这次，他基本沿用了十五年前的话剧剧本。他自言希望实现一个疯狂的想法，“我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希望这个话剧能够用一种比较好的，有电影感的手法去表达。”
高志森曾经拍过许多家喻户晓的喜剧，如《家有喜事》、《开心鬼》；也拍过文化气息浓厚的电影，如《我与春天有个约会》、《南海十三郎》。这些年他一直在话剧里尝试电影的拍摄手法。
电影与话剧虽然同为艺术表现的一种形式，但毕竟是不同的艺术门类。怎么让话剧具有“电影感”？在《长恨歌》话剧中我们会看到表现中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高志森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概括了四个方面：
时间更短。时间是两个小时八分钟，连着中场休息和谢幕。这个时间段更符合观众的观影习惯。整个剧的节奏重新调了一下。
空镜头的使用。整部剧是无间断的，转场了、黑灯了、要换布景了、演员要换服装了都不会间断，并且用空镜头进行场景填充，让观众感受到落花流水、人生百态，这些只有在电影才能产生的体验。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多角度呈现。我们有场戏是弄堂的家，同一个景大概有六场戏，但是六场戏的景都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家里放了不同的的家具，从不同的角的镜头看过去，家里的呈现都一样，转过来，不断地调整。就好像电影镜头放在一个家里的不同的角落、不同的视点去堪景。就像电影的镜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弄堂的家，不同的镜头有不同的关注的重点。
意象的呈现。小说中有大量写到弄堂里的鸽子，鸽子就像是时代的见证者一样。在王安忆的小说里面，故事的结尾，王琦瑶被人杀死了。而鸽子是弄堂这场凶杀案的唯一见证者。鸽子会一代一代地繁衍，它们见证着人世间的无数的无头冤案，他们在空中看到了这一切，但它们却不会说话。
高志森意识到这个鸽子的意象必须得表现出来，但是，话剧怎么表现鸽子呢？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他想到了投影。用投影的方式把一些无法搬上舞台的意象表现出来。
在话剧的最后，王琦瑶被杀死了，凶手抢走了她与李主任之间在世间唯一的关联——那盒黄金。这时天空飞来了鸽子。濒死的王琦瑶眼前浮出最后的景象，是四十年前的片厂。她这才明白，开幕时那个即将死去的女人，其实是她自己，死于他杀。鸽群就要起飞了。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
“这段内心独白是其他《长恨歌》话剧的版本里面没有的。我把原著中的某些意象具体地体现出来了。”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长恨歌》是一部已经被经典化的小说。但让电影与话剧相遇的创新，是新奇的。
消除地域差别：一位叫王琦瑶的女性
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是在大时代下的女性，她一生经历了旧上海、、改革开放三个时代。在大时代里，小女子是无力的，但她从不放弃对爱的向往，聪明内敛、独立小心。这也是这位上海女性最为可敬与魅力的地方。她长得漂亮，又带有几乎所有漂亮女性都有的优越感与虚荣心。
她的一生与四位男性仅仅关联——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老克勒。故事极易走偏为王琦瑶“寄生虫”式的一生，而忽略她应对沧海桑田的时代潮流时，小人物的无力与悲哀。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这次话剧《长恨歌》呈现的是一位怎样的“王琦瑶”？
焦媛眼里，王琦瑶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一生不光光只有爱情，她与朋友、同学之间一边相互陪伴一边相互嫉妒的情感，以及她身处于大时代之下的无助但又不得不面对的情感。
焦媛被称为“香港话剧女王”。曾经以《少女梦》、《蝴蝶春情》、《野玫瑰之恋》及《金锁记》四度获香港话剧奖提名最佳女主角。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她对于角色的把握是非常有经验。她敏感地感觉到王琦瑶的一生并非简单地可概括为“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之间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爱情亲情友情的复杂的故事。
她觉得王琦瑶的一生都是孤独的。
比如，当她决定选择李主任之后，
“我觉得王琦瑶这个女人一辈子都是非常孤独的，因为他选择了李主任之后，他不能每天的陪伴，没有经常在她身边，闺蜜也跟她疏离了，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但是已经处于一个很孤独，很寂寞的一种状态。”
但是这种孤独不是对生活的逃避、不是软弱的。恰恰相反，它是反叛的。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焦媛说到这里时，不自觉地已经进入角色，念起了剧本中王琦瑶的台词。
“有一些女人，做事情，就是为了面子，为了其他人，可能体面就是这个意思，但有一些女人是出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感觉。可能不被人人体谅，但反而实在。如果可以让我选择的话，我也情愿选择做一个可以忠于自己感觉的一个女人。”
王琦瑶是孤独的，但她不向生活谄媚，是清高的。与此同时，焦媛觉得王琦瑶又是一个很有爱的能力的女性。
面对一个跟她相差二三十岁的小鲜肉，最后挣脱世俗的压力，即便容颜已经老去，毅然选择了爱情。
“面对小鲜肉对她的追求，她其实非常矛盾，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放在现在好像比较普遍，但在80年代的中国，怎么可以跟你的相差二三十岁的距离的一个男孩子在一块？这是非常纠结和挣扎的。因为王安忆老师是说她是一个很有爱的能力、对爱很强烈的一个女人。最后还是从爱情出发，选择了跟小鲜肉。”
勇敢选择爱的同时，代价却是毁灭性的。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面对老克勒的离去，王琦瑶这样说：
“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要说底，眼睛也看得到了，你不必担心，我是不会拖你几年的。我只想让你陪陪我，陪也不会陪多少日子的。要是一直没有你倒也没有什么，但是有了你，再一下子抽身退步，就觉得像脱了底，什么也没有了……”
曾经 “上海小姐”的王琦瑶竟然可以为爱卑微到这种程度。
在焦媛的演绎之下，王琦瑶是立体而丰满的。她并非是情欲的化身，并非是爱情里的寄生虫，并非是欲望的奴隶。
她是真实的，她并不传奇。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上海故事：《长恨歌》该如何呈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大量的香港电影演绎“老上海”题材，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其中尤以香港导演如关锦鹏、许鞍华、徐克、王家卫等创作的一批关乎“老上海”的影片最为典型,他们以光影构建了一个在许许多多人心目中的“老上海”，不仅借此创造了艺术及商业上的骄人成绩,也重构了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的独特气质。
朱大可说“上海是水性杨花的城市。上海的秘密就在于它没有历史。在这个失忆的消费天堂,记忆不过是异乡人的病态反应而已。”
“老上海”其实是被构建的。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半生缘》中老上海闪烁的霓虹灯，用前世今生演绎香港与上海的瓜葛。《阮玲玉》中的旗袍，留声机、老照片等给人以在时间和空间的轮回和回味旧相识般的情感。《花样年华》中优美绰约的寥落风姿，留声机里飘出的慵懒有魅惑力的歌曲，凌乱昏暗的灯光，一袭袭旗袍摇曳下的腰身，男女主人公的寂寞、唯美、颓废、抑郁、焦虑。《胭脂扣》中的古董表、旧杂志、日月牌、海报、鼻烟壶、邮票等都充满了怀旧情绪。
一幕幕著名的上海场景在香港人的手中重新被构建，一班痴迷“老上海”的香港人塑造了一个香港影像中的“老上海”。
《长恨歌》也是其中的一部。豆瓣这样评论道：“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2005年关锦鹏导演将《长恨歌》搬上了银幕，但却栽了跟头，评价奇低，豆瓣评分只有5.9。
影片在王家卫的御用美术指导张叔平天才式的把握之下，一个既美轮美奂又颓丧堕落的如梦一般的“老上海”跃出银幕。但原著读者不买账，原著读者认为，王琦瑶不是荡妇。“因为关锦鹏对张爱玲依依不舍，使王安忆在《长恨歌》的苦心经营的上海的神髓一一流失。而电影之中有机加入的‘香港’元素，以此作为上海、香港的双城情结书写亦未见突出，当中所述的亦只是港人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网友们认为《长恨歌》是“上海”的，“香港”不应该掺入。
改编《长恨歌》难点就在于此。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但香港导演对“老上海”太迷恋了。他们的迷恋并非是对纯正“上海”气质的迷恋，而是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找到了自己对香港文化的认同。李欧梵在其论著《上海摩登》的结语《双城记》中指出香港需要一个“她者”来定义自己。上海与香港都是无根的城市，他们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在历史机遇之下，成为了所谓的“国际大都市”。这座“大都市”之下，有白皮肤的“上帝宠儿”、有被迫移民的“异乡人”、有兜售异国风情的有色人种，唯独没有“自己”。不甘心的香港导演不相信，他们想找到“自己”，所以就以一种俯瞰式的、有距离地看这座兄弟城市。希望找到答案。
一旦怀着这种姿态看上海，“上海”就不是上海了。
所以，上海故事《长恨歌》该如何呈现？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消除地域差别，是高志森和焦媛的共同目标，他们要呈现给观众的是一部不关乎上海、不关乎香港，只关乎女性王琦瑶的话剧。他们要塑造的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王琦瑶。
焦媛曾经演过很多上海女性，《金锁记》里的曹七巧、阮玲玉、周璇。
但是她并没有特别觉得她在演一个上海的女人，而是在演全世界的女性。穿衣打扮当然可以有所不同，“王安忆也不光写一个上海女人的故事，是写所有女人的故事。”
《长恨歌》剧照。（资料图/图）
高志森导演与焦媛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关于香港味还是上海味的问题，人性这个问题是宇宙性的，这个女人在香港有没有呢？古今中外都有。一个女人的故事才是我关注的重点，但最后这个故事还是一个对于一个老城致哀的故事。”
他们都聪明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在上海故事里应不应该存在香港因素。但回避不等于不解决。如果可以把故事的重点重新拉回人性的部分，关注人本身，而非狭隘的地域差别，这也是办法的一种。
6月23日-24日，粤语版的《长恨歌》将在广州大剧院公映，期待高志森导演带来惊喜。点击“阅读原文”可以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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