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通鉴|上海滩·名利场:十里洋场的风尘往事

守中2014 发表于 2019-03-16 13:53:32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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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晔旻




郭晔旻,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

文史爱好者,著有《丝路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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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岁时节庆……市井风俗,关乎历代民生,却罕见于史。网易历史推出“风俗通鉴”系列,钩沉历史细节。


娼妓大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春秋时齐桓公开设的“女闾”就是中国官妓的始祖。这较之古希腊梭伦创设雅典国营妓院(公元前594年)还早半个世纪。到了明清时期,所谓南朝金粉,北里胭脂,更是盛极一时。不过就上海而言,晚至明代中期还没有挂牌营业的妓女和妓院。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当时上海城内的妓院不过寥寥数十家,妓女数十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海租界建立以后。

1842年的《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封建时代买卖妇女的娼妓业注入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基因后,顿时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上海带来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租界当局对娼妓业完全放任自流,1854年的《上海地皮章程》第十二条规定,“界内无论中外之人,未经领事官给牌,不准卖酒及开公店”,但在1920年前却一直把妓院列为娱乐场所,不发执照、不加限制,妓院只要纳捐(税)即可合法营业。于是,“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骄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只过了30年,1871年的上海已有妓院694家,妓女4175人。

流亡上海的白俄女子

到了1915年春,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调查,光是缴纳“花捐(营业税)”的娼妓已有7791人,各种暗娼以及法租界的“失足妇女”尚不计算在内。又只过了5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娼妓加在一起,竟突破6万之数。其中甚至包括那些被苏联十月革命冲洗出来的“白俄姑娘”。上海大约有1万名白俄,其中—些稍有知识的“俄国妇女便进酒吧间充舞女,那些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只能安心在法租界的一家妓院里占据一席位置……”。妓院的税收成为租界当局一项巨大而稳定的财政收入,仅次于旅馆业和餐饮业。

当然,上海娼妓的主体来源仍旧是以周边地区为主,其中江苏省内以扬州为最多,上海本地人则很少;大体分为“苏帮”与“扬帮”两类,“苏帮”妓女多数从苏州、无锡、常熟交界接壤的四乡而来,“扬帮”妓女则来自镇江、扬州四乡。至于其他广东、宁波等地的妓女则属少数。她们下海的原因,主要由于农村破产,农民卖儿鬻女,专业人口贩子将年轻姑娘买来或拐来转卖给妓院。此外,妓院老鸨经常回乡,亦会利诱意志薄弱的少女堕落风尘。

在当时的沪上青楼,按照晚清《海陬冶游录》的记载,娼妓“以苏常者为佳,土著次之,维(淮)扬江北,又其次也”。直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州(吴县)、常熟两帮尚且旗鼓相当。然而常熟人在上海娼界人数较少,而苏州人较多,渐渐地苏帮占了上风。由于在近代上海的高档青楼,妓女绝大多数是苏州人,即使其他籍贯的妓女,要想提高自己的身价,也必须学一口吴侬软语,否则就不能在风尘业界立足。近代沪上“老中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里,就回忆自己曾经遇到一个本是广东人的妓女名曰肖红,“但能说一口软而且糯的苏州话”。滑稽的是1949年之后陈存仁赴港定居,居然意外遇见同在香港定居的肖红早已“嫁得一个大商人,归宿很好”,至于昔日在青楼的“前事一句都不承认”,甚至“开口都操广东语,苏州话只当不懂”,这当然也是不难理解的。

娼妓的来源既广,其等级亦多。近代上海最高档的妓院称为“书寓”。这一层次的妓女,沿袭中国历代曲部教坊官妓遗制,自幼拜师傅学艺,能操管乐、琵琶,会说书,善唱歌,专为客人弹唱、献艺、陪酒,似同日本艺伎,色艺俱全而卖嘴不卖身,价格同样十分昂贵。等而下之的则叫“长三”,因其出局陪席、留宿价格都为3元银元而得名。她们仅能唱曲,不能说白,会乐器的也不多,唱曲须用琴师伴奏。书寓、长三都是专供官场商界的达官巨贾,文人学士吃、喝、玩、乐的高等妓院,因循旧时官妓院的陈规旧俗,嫖客必须由熟人介绍才能进入,否则即使腰缠万贯也只能吃闭门羹。嫖妓流程也十分繁琐,必须经过打茶围(坐房间)、叫局(召妓女)、吃花酒(嫖客在妓院设宴)三个步骤,俗称嫖妓三部曲,直到这三部曲按部就班奏完,嫖客才有希望在妓院过夜(并不一定就能一睹芳泽)。因此,当时的西方人曾嘲笑中国人的旧式婚姻颇像西方人的嫖妓,而中国人的嫖妓则类似西方人的恋爱,实在令人无语。

不过,即使是“长三”的价格对于一般商人、公司职员而言也显得昂贵,面向这一群体的是“么二”,白天接客限收一元,夜间限收二元。进入此类妓院不需要熟人介绍,自己叩门而入,立即受到热情招呼,听由你在一群花枝招展的妙龄女郎中挑选意中人留宿过夜。

总的来说,“书寓”、“长三”、“么二”的房屋都宽敞明亮,厅堂布置奢华,实际上成为近代上海上流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交场所。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陈其美等“为秘密结社之故,偶借花间(妓院)为私议之地”;表面上酣歌狂饮,花天酒地,借以避清廷耳目;每晚则趁夜色与其他同志讨论革命事宜。至于上海滩的三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也都是出入长三堂子的老主顾、总后台。杜月笙虽然家有5个老婆,还经常到长三堂子“白相”,每请一次花酒,花费竟达500到1000元。对于像他这样的“海上闻人”来说,高级妓女漂不漂亮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消费的价格够不够高。能够消费得起头等娼妓是一种炫耀性的挥霍,更成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后来,杜得了气喘病,连上一层楼都费力,就叫人用藤椅拾上抬下。经他捧红的妓女,不仅身价倍增,并且成为他施展“美人计”的王牌。

另一方面,随着上海迅速发展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娼妓行业在商品经济及商品生产的冲击影响下,计件制卖淫的低等妓院与日俱增(此类妓女约占总数97%)。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妓女成为商品,而商品交易需按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运行。嫖客一手易钱,妓女立即提供性服务,人称“野鸡”的妓院就是这种现钱交易的卖淫地。“野鸡”一词原是老上海对商业界没有加入行会而营业的人的贬称,如无公司的轮船为野鸡轮船;后来就专称低于么二、出门拉客的妓女。赌棍或是丧妻无眷的光棍汉往往流连于此。而会说英语,专做黄浦江轮船上的外国水兵、海员生意的广东妓女则被称为“咸水妹”。这是因为海水是咸的,她们则在海面做生意。另有一说,咸水妹是英语“Handsome(漂亮、清秀)”的粤语音译。总之每逢休假口,她们总是顾客盈门。至于价格最便宜的还是钉棚中的娼妓。在这里,“出银币三角,于光天化日之下,即可求欢……”。在这里消费的多为车夫、苦力等底层体力劳动者。另一方面,娼妓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因贪图享受,好逸恶劳而自愿下海者越来越多,在40年代对上海高等妓院中500多名妓女调查,竟有56%的人表示满意自己的职业,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的调查里,“自甘堕落”的妓女竟占总数的36%。

娼业大盛之下,亦有人痛心疾首。晚清的松江文人韩邦庆原是欢场常客,却劝诫人们不要出入青楼,特意写作《海上花列传》,希望读者“便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1916年11月,上海妇女戒酒会的678位女士也共同签署了一封信,要求关闭城市里所有的妓院和严禁在大街上拉客。1945年日本投降后,上海才真正处在国民政府的管理之下,当时一个美国大兵在沪嫖娼时染上性病,回国后他就此事写信给上海市府,指责上海对娼妓管理不善。友邦惊诧之下,国民党当局表面上非常重视,于1946年3月提出5年内禁绝娼妓的“愿景”。当然这不过是说说而已。1948年出版的《上海市大观》一书对上海欢场作了一番描述,所谓“沪滨风月,天下艳称,青楼妙姬,韶颜稚齿,烟视而媚行者,不计其数”,如此繁荣“娼”盛的景象直到1949年之后,才随着新政府取缔与改造运动而画上了休止符。


编辑 | 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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