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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的都市传说,我们离成为国语只差一票

网易新闻 2019-01-10 13:21:07



撰文 | 高明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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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河南、四川、江苏、陕西等地都流传一个都市传说:自己家乡的方言当年差一票就能成为普通话。但其实,没有一个方言,能撼动北京话的地位。


许多人都听说过自己的家乡方言离国语只差一点,广东、河南、四川、江苏、陕西都有这种传说。大意都是因一票或两三票之差,没有选上国语;西南官话(四川话)甚至搞出了各个方言的完整得票数;湖北话则更犀利,说投票时有位仁兄上茅房,导致差了一票,真是一失“禁”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这些说法流传甚广,颇有群众基础,甚至不少学者都信以为真。比如厦门大学中文系易中天教授在其专门讲述方言的《大话方言》一书中,也认为当年中华民国国会曾靠投票定国语,而粤语因为粤籍议员多,差点被选中,幸有孙中山先生大局为重,对粤籍议员逐个关说,才让位于北京话。下面就让我们以此为例,专门辟一下谣。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中天的《大话方言》也认为粤语差点被票选成国语。

竞选国语,北方方言碾压粤语


确定标准国语是非常专业的过程,说国语要靠议员选,就好比让政客投票支持牛顿或莱布尼茨一样荒唐。实际上,从民国以来,在国家层面确立标准国语的会议一共有三次,分别是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1923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其中勉强能贴合谣传内容的,只有第一次会议。


当时,民国初立,社会呼吁教育改革,确立国语成为当务之事,在时任教育部长蔡元培等人的倡议组织下,召开了民国“读音统一会”,会上也由各省搞了投票。


但首先,与会代表不是各省的议员,而是业内专家,要求以下四条至少居其一:“1.精通音韵;2.深通小学;3.通一种或二种以上外国文字;4.深谙多种方言”,最后确定下来的与会专家一共80人,大部分是教育部选派,其中广东只有4人,而江苏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都远超广东,根本不存在广东人多的问题。


2014年9月10日,广州。“讲古佬”在用粤语讲演《笑傲江湖》 / 视觉中国


其次,即使在当时的国会内部,广东籍的议员也并无多数优势。当时的民国参、众两院仿照美国设立,参议员除少数民族地区除外,各省均10人名额,以求对各省公平;众议员则按人口多少分配,每满80万选民增选1名,以求彰显民意。最后广东省在众议院分得30个名额,仅与浙江并列第七。可见,即使在国会按人头投票,粤语也没戏。


关于投票的内容,也不是选择哪种方言做国语。对语言学家来说,国语须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这是常识,不存在异议。


专家的分歧仅仅在于,有的人提议完全以北京话为准,被称为“京音派”,而有的人则提出,北京话已经没有了入声和尖团,在韵律和准确性上有损失,而古音和南京话等方言则仍然保留这两个特色,因此建议以北京话为基础,进行人为修正,形成真正的“国语”,被称为“国音派”。


会议当时选择了第二套方案,以京音为基础,进行人为修正。修正的方式,则是对六七千个常用字,由各省进行投票,逐字确定读音,这就是所谓各省投票的由来。可见,各省投票的内容根本不是选择哪种方言,而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如何进行逐字略微的修正,最后修正的结果,仍然是“什九(90%)以上与北京音不期而暗合”。这次确立的读音标准,被称为老国音。


老国音区分尖团音表意更准,如“箭”与“剑”,入声字则便于学习诗词音韵。


而后面的两次会议,干脆压根没有按省投票。


1923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是为了扭转前面“读音统一会”的错误。因为老国音只是看上去美好,从1918年刚刚开始推广就出现了问题,其修正的部分是根据古音、南音(南京话,仍属于北方方言)等人为选择的,没有任何使用基础,没有活的参照,甚至有人讽刺说全国恐怕只有赵元任一人会讲。


因此,当时负责推广国语的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在1923年的第五次会议上,又改弦更张,决定国语发音彻底以北京话语音为准,废除了引入入声和尖团的“老国音”。而此时“国语统一筹备会”已经成为教育部下属的机构,不再向各省负责,自然不会再按省进行投票。自此,民国确立了通行至今的“国语”(书面基于现代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口语基于北京话语音)。


李宗盛等老一辈台湾艺人的国语水平秒杀无数大陆艺人 / 视觉中国


共和国成立之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时,国语”以北京话为基础已经推广了30多年,教育未曾中断,而且事实证明推行效果良好,如果再次改弦更张,很明显会造成混乱。


这次会议的更重要的议题是研究汉字简化和异体字整理,对国语的讨论则非常简单顺利。会议决定将“国语”一词改为“普通话”,避免显得汉语凌驾于少数民族语言之上。


至于普通话以什么为标准,根本不存在争议,而是直接由当时的教育部长张奚若做了题为《大力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报告,经会议代表通过,没有对各方言投票的环节。会议也给出了“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982年,推广普通话被写入宪法。


2010年9月14日,南京。推广普通话活动在中国城市随处可见 / 视觉中国


由此可见,从民国以来,历次全国性的会议当中,以北京话作为国语,是不断加强的共识。从一开始的以北京话为基础进行逐字修正,到第二次第三次则完全确定以北京话为标准,直至写入宪法。根本不存在什么议员按省投票,更没有长者关键时候表态。

国语为什么要定北京话


谁够资格当国语,先看地盘和人口。按照最常见的划分标准,汉语方言大致划分北方方言(官话方言)、湘语、赣语、吴语、闽语、粤语、客语和晋语等一级方言。


一级方言内部,大都可以互通交流(有的也不能)。这些一级方言,体量上并不平均,以北京官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不管是地理分布上,还是人口数量上,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从地理上看,使用汉语的地区四分之三以上都讲北方方言,历史上绝大多数大型政权的首都都在这个范围内,南北、东西分布都超过3000公里,覆盖26省。比如黑龙江、新疆、四川的汉人,虽然各处于东北、西北、西南边远省份,但互相都能交流。


2010年10月27日,奔赴广州的四川农民工会发现四川各地方言十分接近 / 视觉中国


而其他各种汉语方言,加一起只占汉语分布面积的四分之一,而且通识度也非常低。如粤语分布区还夹杂着客家话、潮汕话,闽语区干脆分了闽东、闽南、闽北、闽中、莆仙五个区域,不能互通。


从人口上看,北方方言的使用人口8亿多,占汉语人口的70%以上,其他方言人口加一起,只有北方方言的人口数量的一半,粤语算上海外人口也不过1亿左右。因此,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的北方方言的权威地位不言而喻,这是北方方言能够成为国语的首要原因。


确定了北方方言做国语,就确定了汉语绝大多数词汇的基础发音,剩下无非是在东北、北京、冀鲁、胶辽、中原、兰银、江淮、西南八个次级方言中选择一种口音(调值)而已。


汉语方言地图 / 维基百科


其次,要看政治文化影响力。秦始皇一统六国,实现了“书同文”,汉语的书面语保持了两千年的统一,但局限于古代的实际条件,汉语的口语一直没有做到“语同音”,因此历代都有官话(雅言)一说,目的就是让不同方言区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参照。


元代以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在北方方言内部,北京官话的地位不断加强,逐步取代原来的江淮官话(当时的南京话),而成为政治上最强势、文化上最繁盛的次级方言。比如古典文学的最高峰《红楼梦》明显就是用的清初北京方言写作的(其中也保留了少数南京方言)。这也解释了排除粤语、吴语等其他一级方言之后,为什么在北方方言内部,只有北京官话有资格成为国语。


有人说,北京话虽然是属于北方方言,但在北方方言内部,人口还是太少,只有两千万左右,远不能和西南官话的巨量人口相比。


2014年2月17日,北京。台湾艺人陶晶莹学说北京话,十分笨拙 / 视觉中国


实际上,北京官话之所以人口少,是因为语言学界从语言发展上,将北京与东北官话人为区分,而实际上使用中,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比西南官话内部的差异(比如昆明话和成都话)还要小得多。


能听懂北京话的人,不需要辨别就能听懂东北话。现在,东北的大批草根艺人在喜剧舞台上能有今天的优势,与方言之便利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其他方言区的人,想要被全国所接受,必须学说国语、接受教育,而受教育之后,往往又脱离了草根层次的趣味。


2012年2月4日,赵本山家乡艺术团二人转表演,特型演员模仿赵本山 / 视觉中国


还有人认为北京官话不正宗,简化过度,受到了满语等阿尔泰语系的影响,其实不然。北京官话虽然吸收了一些满语词语,比如萨其马、咯叽(挠痒痒),但主体还是宋朝以来的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到元明时期已经形成了今天的风格,受满语的影响微乎其微。

方言越复杂,消亡越快


回头来看,既然北京话成为国语是大势所趋,不可动摇。那为何各地多有“我们方言差一点成为国语”的讹传呢?有人说因为近现代香港、广东经济发达,激起了粤人的文化自豪和野心,但这不能解释四川话、中原话为何也有这种讹传。


其实,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党同、抱团的群体心理。语言是为了交流,交流是为了相处。处于同一群体当中的个体,会习惯性寻找排外性话题,真伪并不要紧,能增强内部的互相认同感,能更好的相处即可。


讲同一方言的老乡,当谈到如今“难学”“嚣张”“得势”的北京腔时,难免就会激起这种共鸣——京腔有啥了不起,咱们当年阔多了,要不是因为……。所以,那些方言稍微有点分量的,比如经济发达的广东,人口众多的四川,历史悠久的关中和中原,地处中枢的武汉,都会套到自己身上。


许多武汉人也听说过“武汉话差国语一票”的都市传说 / 视觉中国


不过,这种心理与真正的排外不同,并没有多大的恶意,往往只是为了共同归属或互相认同反而还有点憨厚可爱。比利时语言学家贺登崧(W.A.Grootaers)神父,在抗战期间曾经到晋北桑干河畔研究中国文化和语言,他说那里的农民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都很有教养,这与西方“没受教育必然粗鲁“的情况完全不同,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教育和教养不是一种东西。


但有趣的是,这些有教养的老乡们,在方言上也同样排外,他们对于河北来的货郎,认为其口音“自大摆谱“,因此背地里讥笑货郎们,叫做[khua ze]“侉子”,贺登崧神父不愿意被叫做“侉子”,只有更加努力地学习当地方言。可见,方言上有点自大与排外,是很常见的事情,就好比钱钟书所云,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觉得“外县人都野蛮”,完全不必大惊小怪。


有人说,语言没有优劣之分,这只是一种不得罪人的政治正确。法语以准确著称,汉语以简洁闻名。如果谁硬要说臃肿模糊的日语效率更高,或者说9声6调94个韵母的粤语更易学,那明显是罔顾事实。


2012年11月28日,北京。即使是北京话也寻求“保护” / 视觉中国


语言是交流信息的发音和书写方案,不同的“方案”必然有长短之分,比如传递效率、准确性、易学度、稳定性等等。国语已经不再区分入声和尖团,相比较有的方言,在诗词韵律、词性表意等方面确实有不足,但其简化的特点又便于使用和普及。


这两种优劣是相伴生的,就算是那些号称更复杂、更准确的方言,本身也何尝不在变化、取舍之中。语言由繁至简是发展趋势,以英语为例,在所属的印欧语系里,英语几乎是最简单的一种,不分阴阳性,语序统一,这也是便于流通和学习的一个优点。


主持人汪涵出资500万保护方言 / 视觉中国


目前汉语很多方言片区,已经从四个声调变为了三个声调,有北方方言,也有其他方言,这就是语言自身简化的一大佐证。所以,就算是你的方言再有特点,面对巨大的人口数量和普及优势,以及语言日渐简化的发展规律,也只能是浮云了。



参考资料:

[1]Grootaers W.A., La Geographie Linguistique en Chine, 1945.

[2]钱曾怡,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 2010.

[3]华学诚, 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2003.

[4]读音统一会, 校改国音字典, 1926.

[5]曹志耘, 汉语方言地图集, 2008.

[6]严泉, 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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